引言

  2025年10月23日，二十届四中全会在北京胜利闭幕。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了我国未来五年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方向、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

  在国家安全与发展全局高度统筹的战略布局中，全会明确提出：“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并系统部署了新时代强军事业的总体要求与实施路径。这一重大政治宣示，不仅为人民军队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更深刻揭示了国防动员体系在“十五五”时期所肩负的历史使命与时代担当。

  作为连接国家潜力与军事能力的关键枢纽，国防动员是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支撑打赢现代战争的战略基石。二十届四中全会公报对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作出全面擘画，其核心精神必将深刻引领未来五年我国国防动员事业的发展走向。

  一、战略定位：从“战时保障”到“平战一体”的功能跃升

  长期以来，我国国防动员体系主要定位于“战时服务、急时应急、平时服务”的传统模式，强调在战争或重大突发事件发生后快速响应、组织资源、支援前线。这种以“被动响应”为主的动员理念，在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下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随着国家安全内涵外延的不断拓展，非传统安全威胁日益突出，混合战争、灰色地带冲突、认知域对抗等新型作战样式频繁出现，传统的“临战突击式”动员已难以满足现代战争“快节奏、高强度、全域化”的需求。

  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的战略方针，标志着我军备战打仗模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由“准备战争”向“进行战争准备”与“应对现实挑战”并重转型。这一转变对国防动员提出了更高要求：动员工作不能再局限于战前临时征召和物资调配，而必须融入国家战略全局，贯穿于和平时期的政治、经济、科技、社会运行全过程，实现“平战一体、深度融合”。

  未来五年，国防动员的功能定位将实现三大跃升：

  一是从“资源调集”向“能力生成”跃升。传统动员侧重于人力、物力、财力的物理转移，而现代动员更强调基于信息网络、智能系统和协同机制的能力整合。例如，在人工智能、大数据、量子通信等新兴技术领域，动员的重点不再是简单的设备征用，而是通过军民协同创新平台，推动前沿科技成果向军事应用转化，形成可持续的技术优势。

  二是从“单一领域”向“全域联动”跃升。现代战争是陆、海、空、天、电、网、认知等多维空间的综合较量，国防动员必须打破军地、部门、行业壁垒，构建跨域协同、高效联动的动员网络。特别是在网络空间安全、太空资源利用、电磁频谱管控等领域，需要建立常态化的军地联合监管与应急响应机制，确保关键时刻能够迅速形成整体作战优势。

  三是从“数量规模”向“质量效能”跃升。全会强调“高质量发展”“科技自立自强”，这同样适用于国防动员领域。未来五年，动员工作的核心指标将不再仅仅是动员了多少人员、征用了多少装备，而是更加注重动员的质量、速度、精准度和可持续性。例如，依托全国统一大市场和现代流通体系，建立智能化的物资储备与配送网络，实现“按需动员、精准投送、动态调控”，大幅提升资源使用效率。

  因此，“十五五”时期的国防动员，必须跳出“战时思维”，树立“全周期管理”理念，将动员能力建设前置到日常治理之中，推动国防动员由“保底工程”向“战略支柱”升级，真正成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坚强支撑。

  二、体系重构：构建“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的动员新格局

  二十届四中全会再次明确提出要“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这是对新时代国家安全观的深化和发展，也为国防动员体系建设提供了顶层设计指引。所谓“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是指将国防建设深度融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实现军民之间在战略规划、资源配置、科技创新、基础设施、人才培养等方面的深度融合与协同发展。而国防动员，正是这一融合过程中的“转换器”和“催化剂”。

  当前，我国已初步建立起较为完整的国防动员体制，但军地之间仍存在“条块分割、信息孤岛、协调不畅”等问题，尤其是在新兴领域如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方面，军民融合程度不高，动员潜力未能充分释放。未来五年，必须以全会精神为指导，加快推进国防动员体系的结构性改革，打造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一体化动员新格局。

  首先，要强化顶层设计与制度保障。加强统筹协调国防动员重大事项，打破部门利益藩篱，推动跨领域、跨层级资源整合。同时，加快修订《国防动员法》《国防交通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明确各级政府、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和个人在国防动员中的权利义务，提升动员工作的法治化、规范化水平。

  其次，要推进“数字动员”建设。充分利用我国在5G、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等领域的技术优势，构建国家级国防动员信息系统。该系统应具备以下功能：一是实时感知全国范围内的人力、物资、产能、交通、能源等动员潜力；二是智能匹配动员需求与可用资源，实现“一键调度、全程可视”；三是支持模拟推演与辅助决策，提升应对复杂危机的预判能力和响应速度。例如，可借鉴民用物流平台的经验，开发“国防动员云平台”，实现军地资源共享、供需对接、动态监控。

  再次，要深化重点领域动员改革。针对不同行业的特点，分类施策、精准发力。比如：

  科技动员：建立“军民两用技术研发联盟”，鼓励龙头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推动先进计算、高端芯片、无人系统等关键技术攻关。完善科研成果“军转民”“民参军”双向转化机制，设立专项基金支持中小企业参与国防科研项目。

  工业动员：在装备制造、电子信息、新材料等行业遴选一批“战略产能储备企业”，签订长期合作协议，定期开展生产能力核查与应急转换演练。推动重点军工企业与民营企业建立供应链协作关系，增强产业链韧性。

  交通动员：结合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预留军事用途接口，提升铁路、公路、港口、机场的战备兼容性。发展智能交通管理系统，确保战时能够快速实施交通管制与运力调配。

  信息通信动员：加强对互联网骨干企业、卫星通信运营商的统筹管理，建立网络安全应急响应机制。探索“弹性带宽”制度，在紧急状态下优先保障军事通信需求。

  通过上述举措，未来五年我国将逐步形成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以信息技术为支撑、以制度创新为保障的现代化国防动员体系，实现从“碎片化动员”向“体系化动员”的根本转变。

  三、动力引擎：以“新质生产力”驱动国防动员转型升级

  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这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任务，也是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根本动力。所谓“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为主导，摆脱传统增长路径依赖，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的先进生产力形态。在国防动员领域，发展新质生产力意味着必须打破传统动员模式的路径依赖，依靠科技创新重塑动员流程、提升动员效能。

  “十五五”时期，国防动员的转型升级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智能化动员将成为主流模式。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成熟，未来动员决策将越来越多地依赖算法模型而非人工经验。例如，可通过机器学习分析历史动员数据，预测不同场景下的资源需求量；利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自动提取地方政府、企业发布的相关信息，动态更新动员潜力数据库；借助计算机视觉识别技术对重要设施进行远程监控，评估其可动员状态。此外，无人运输车、无人机集群、自动化仓储系统等智能装备将在物资转运、伤员后送、战场补给等环节发挥重要作用，显著降低人力成本，提高作业效率。

  第二，分布式动员网络将取代集中式调度中心。传统动员往往依赖少数大型指挥机构进行统一调配，容易形成“单点故障”。而在新质生产力支撑下，可通过去中心化的区块链技术构建分布式动员网络，各节点（如地方政府、企业、社区）既是信息源也是执行单元，能够在局部失联的情况下自主完成任务分配与协同。这种“自组织、自适应”的动员架构更具抗毁性和灵活性，特别适合应对突发性强、影响范围广的安全威胁。

  第三，社会化动员力量将深度参与。全会提出“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这意味着未来动员将更加注重发挥市场主体的作用。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尤其是平台型企业（如电商、快递、共享出行公司）掌握着庞大的物流、数据、人力资源，是重要的动员潜力来源。应建立健全激励机制，通过税收优惠、政府采购倾斜、荣誉表彰等方式，引导社会资本积极参与国防动员能力建设。例如，可推动大型电商平台将其仓储配送网络纳入国家战略物资储备体系，实现“商仓即军仓”；鼓励网约车平台在特定区域预置应急车辆，用于战时人员疏散或医疗转运。

  由此可见，新质生产力不仅是经济领域的变革力量，更是国防动员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关键驱动力。只有紧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历史机遇，才能在未来战场上赢得主动权。

  四、风险防控：在“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中筑牢安全底线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深刻指出，“‘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这一重大判断，要求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尤其要对国防动员这一国家安全体系的关键环节保持清醒认识。国防动员作为连接国家潜力与军事能力的“转换枢纽”，其运行过程高度复杂、链条长、协同广，在外部环境动荡加剧、战争形态加速演变的背景下，其自身存在的结构性短板和运行性风险日益凸显，若不加以系统识别与有效应对，将直接影响“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战略要求的落实。

  （一）军地协同不畅风险：平战转换机制存在“梗阻”

  国防动员的本质是实现“平战转换”，其成败关键在于军地之间能否实现高效协同。然而，当前动员体制仍存在“军地两张皮”问题，导致动员响应迟缓、资源错配、效率低下。具体表现为：

  指挥体系割裂：地方国防动员机构与军队作战指挥链路尚未完全打通，信息传递依赖行政层级逐级上报，难以满足现代战争“发现即打击、响应即到位”的节奏要求。战时指挥权属不清、决策流程冗长，极易贻误战机。

  标准规范不一：军地在物资储备、运输调度、人员征召等方面的标准体系不统一。例如，民用运输车辆的载重、通信接口、防护等级与军事需求不匹配，导致“征得上、用不了”；地方应急队伍的训练内容与战场支援任务脱节，难以快速融入作战体系。

  联合演练流于形式：多数动员演练仍以“程序走完”为目标，缺乏对抗性、突发性和复杂性设计，未能真实检验军地协同的极限能力。部分演练甚至提前设定脚本，掩盖了真实矛盾。

  这一风险的根源在于，动员工作仍被视为“战时临时任务”，而非“常态化战略能力”。未来五年，若不能建立军地一体的联合指挥机制、统一的技术标准体系和实战化的检验评估制度，动员体系将难以实现从“物理叠加”到“化学反应”的质变。

  （二）潜力数据失真风险：动员底数“不准、不全、不活”

  精准动员的前提是掌握真实、全面、动态的动员潜力数据。然而，当前我国动员潜力数据库建设严重滞后，普遍存在“数据烟囱”“更新滞后”“虚报瞒报”等问题，导致动员决策“心中无数”。突出短板包括：

  数据来源碎片化：人力资源、工业产能、交通运力、医疗资源等关键潜力数据分散于人社、工信、交通、卫健等多个部门，缺乏统一归集与共享机制，形成“信息孤岛”。

  动态更新机制缺失：企业关停并转、技术迭代、人口流动等变化未能实时反映在动员数据库中。例如，某省登记的“可动员无人机企业”中，近半数已转型或注销，但数据库未及时清理，导致“账实不符”。

  核查手段落后：潜力核查仍以纸质报表、电话问询为主，缺乏利用大数据、遥感、物联网等技术进行自动化、智能化监测的能力，难以发现隐性产能或规避征用的行为。

  在智能化战争背景下，动员决策越来越依赖数据驱动。若基础数据失真，即便拥有最先进的算法模型，也只会得出错误结论。未来五年，必须将动员数据治理作为基础工程，构建覆盖全域、动态更新、权威可信的“动员潜力数字地图”，否则“精准动员”将成为空中楼阁。

  （三）新兴领域动员缺位风险：新质战斗力动员能力严重滞后

  现代战争形态正加速向智能化、无人化、认知化演进，国防动员的需求结构也随之发生深刻变化。传统以人力、车辆、物资为主的动员模式已难以满足新型作战任务需求，而在人工智能、网络空间、商业航天、平台经济等新兴领域的动员准备严重滞后。主要短板体现在：

  新质人才动员机制空白：人工智能工程师、网络安全专家、算法研究员等高技能人才是新质战斗力的核心，但他们多集中于民营企业和科研机构，现行兵役制度和动员法规缺乏对其短期服役、智力支援、技术保障的有效激励与组织机制。

  平台型企业动员法律缺位：大型互联网平台掌握着海量用户数据、算力资源和传播渠道，是认知战、信息战的关键力量。但现行《国防动员法》未明确其在战时的信息管控、算法调整、舆情引导等义务，存在法律真空。

  民间技术力量整合不足：民营航天公司运营的商业遥感卫星、无人驾驶企业研发的智能运输系统、生物医药企业掌握的应急生产能力，均具备重要军事应用价值，但尚未纳入国防动员体系，缺乏调用机制和接口标准。

  未来五年，大国博弈将更多体现在新兴领域的“非对称对抗”上。若不能及时将新质生产力转化为新质动员力，我国在高端战争中的战略主动权将面临严峻挑战。因此，必须加快制定《新兴领域国防动员条例》，明确新型主体的动员义务与保障机制，推动动员体系向“全域、全维、全要素”拓展。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吹响了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号角。未来五年，是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迈出决定性步伐的重要阶段。国防动员作为国家安全的“压舱石”和“蓄能池”，必须紧跟时代步伐，勇于改革创新，不断提升组织力、战斗力、保障力。

  展望2026至2030年，我们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落实全会决策部署，紧紧围绕“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这一核心任务，推动国防动员实现理念革新、体系重构、技术赋能与风险防范四位一体的协同发展。要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广泛动员全社会力量投身国防事业，形成党政军民学齐抓共管、东西南北中协调联动的强大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