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当前，我国安全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显著增强，军事斗争准备进入攻坚突破的关键阶段。在此背景下，国防动员作为连接国家综合实力与战争潜力转化的关键枢纽，其基础性工作——动员潜力调查，必须深刻转型，实现由“静态台账式”向“动态赋能型”跃升，以精准支撑联合作战、全域作战、智能化作战等新型作战样式对资源保障提出的更高要求。

  一、新要求

  传统动员潜力调查多聚焦于工业产能、交通运输、医疗卫生等基础性资源的静态统计，其目标是建立覆盖广泛的“资源清单”。然而，在信息化、智能化战争形态加速演进的今天，战场节奏空前加快，作战消耗呈指数级增长，保障需求高度动态、精准且跨域融合。这使得传统调查模式难以满足现代战争对动员响应速度、精度和韧性的严苛要求，从而催生了三大根本性转变：

  第一，从“广度覆盖”转向“精度制胜”。过去强调“应统尽统”，追求数据量的最大化，但往往忽视了数据的可用性与关联性。备战打仗需要的是“能用、管用、好用”的精准数据。例如，在装备维修保障领域，仅掌握某企业具备“机械加工能力”远远不够，必须精确到其是否具备特定型号雷达电路板的返修资质、是否有通过军方认证的工艺流程、关键技术人员是否在岗、备件库存是否满足战时72小时连续抢修需求等。实践表明，部分地区的国防动员潜力数据库仍存在“重入库、轻可用”的倾向。一些被列入预征预储名录的企业，因缺乏对其技术适配性、战时产能转换能力及供应链韧性的深度核实，在联演联训或应急应战推演中难以快速转化为有效保障力。因此，潜力调查必须由“有没有”向“能不能、快不快、稳不稳”深化，建立基于作战任务链的精细化数据模型。

  第二，从“静态台账”转向“动态感知”。 传统调查周期长，数据更新滞后，难以反映经济社会快速变迁下的真实潜力状态。而现代战争可能在数小时或数天内爆发并决出胜负，要求动员系统具备近乎实时的态势感知与资源调度能力。这意味着潜力调查不能仅依赖定期普查，而需构建“常态监测+临机核查”的动态机制。例如，依托国家“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平台、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体系、物流大数据中心等现有政务与商业数据基础设施，对重点行业企业的产能利用率、原材料库存、物流运力、能源供应等关键指标进行持续跟踪。近年来，国家层面加快推动经济运行监测与国防动员需求的衔接。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等部门依托产业大数据平台，对重点行业产能、库存、物流等指标开展常态化监测，为评估战略物资保障能力提供了新的数据基础。一些地区国防动员部门也在探索与地方工信、统计、电力、交通等部门建立数据共享机制，尝试对重点企业的开工率、能源消耗等间接指标进行趋势分析，以增强潜力数据的时效性。尽管距离实现战时“秒级响应”的动态感知仍有差距，但这种从“静态台账”向“活数据”思维的转变，已成为提升动员精准性的关键方向。

  第三，从“单一维度”转向“体系融合”。信息化联合作战的本质是体系对抗，要求动员保障必须打破军兵种、军地、区域之间的壁垒，实现跨域协同。因此，潜力调查不能再局限于某一行业或某一地域的孤立数据采集，而需构建“平战一体、军地一体、多域一体”的融合调查框架。具体而言，要将经济动员、交通战备、人民防空、信息动员、科技动员等各专业领域的潜力数据，在统一时空基准和语义标准下进行整合，形成可支撑联合战役筹划的“数字孪生动员底图”。在近年来的联合演训中，一些战区单位积极探索将国防动员潜力数据接入联合作战指挥链路。通过初步整合地方交通、工程、能源等领域的可动员资源信息，指挥机构能够在较短时间内识别可用力量，为战场抢修、物资投送等任务提供决策参考。尽管距离实现全流程自动化“一键分发”仍有技术与机制障碍，但这种基于融合数据的快速响应能力，已展现出对传统割裂式动员模式的超越趋势。

  二、新挑战

  现行的国防动员潜力调查制度在全面落地、有效支撑备战打仗的实践中，仍面临一系列深层次挑战。

  一是体系执行与基层能力存在落差。虽然顶层设计提供了详尽的动员潜力调查指标体系，但将其转化为基层人武部、国动委成员单位的实际工作能力并非易事。许多基层单位缺乏既懂军事需求又精通经济、科技、数据的专业人才，面对“智能情报解译产品”、“生物与仿生材料”等新兴领域指标时，可能流于形式化填报。此外，部分列出的分类别“可能尚属愿景目标”，如何区分现有能力与规划目标，避免数据库成为“空中楼阁”，是执行层面的一大考验。

  二是数据真实性与企业配合意愿的矛盾。现行动员潜力调查制度要求企业提供大量涉及核心竞争力的敏感数据，如产能细节、技术参数、供应链信息等。企业天然存在顾虑：一方面担心商业机密泄露，另一方面担忧一旦被纳入高优先级动员名录，可能在战时被强制征用，影响正常生产经营。正如某企业主所言：“支持武装工作没问题，但……一旦组织民兵训练，工厂正常生产就难以为继。”这种经济利益与国防义务之间的张力，若无强有力的法治保障和有效的激励补偿机制，将直接影响数据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三是“新型”民兵建设带来的管理新课题。当前国防动员改革大力推动“新型”或“新质”民兵建设，从民用经济中招募高学历、高技能专业人才，使其在陆、海、空、天、电、网等新域新质作战中发挥作用。奇虎360的网络安全民兵分队、西南科技大学的校园网络应急响应小组（SNERT）、深之蓝公司的水下机器人救援分队等，都是成功范例。然而，这些基于企业或高校组建的民兵分队，其装备、训练、管理模式与传统民兵截然不同。如何确保这些高度专业化的队伍在关键时刻能有效融入军事指挥体系？如何解决其装备保障、训练经费、人员稳定性等问题？这些都是伴随“提质增效”改革而产生的全新管理挑战。

  四是跨部门协同与数据共享的体制壁垒。尽管现行动员潜力调查制度明确了各项数据的主管部门，但在实际操作中，跨部门协调依然困难重重。国防动员系统作为协调方，其权威性有时不足以驱动强势经济部门开放核心数据。各部门间的数据标准、信息系统互不兼容，形成了新的“信息孤岛”。如何将纸面上的“责任分工”转化为行动上的“无缝协同”，是决定新体系成败的关键。

  三、新路径

  为支撑备战打仗，做好国防动员潜力调查工作，必须坚持问题导向，系统施策，打通从顶层设计到末端落实的“最后一公里”。

  首先，深化需求对接，实现“供给侧”与“需求侧”的精准耦合。 国防动员部门必须主动前移，与战区、军兵种建立常态化、制度化的需求对接机制。不能仅满足于按指标体系“填空”，而要深入理解联合作战筹划对各类资源的具体性能、数量、时空节点的要求。将潜力调查与具体的作战任务场景（如南海维权中的海上民兵支援）紧密结合，开展针对性强的专项调查，确保所掌握的潜力真正“管用、顶用”。

  其次，强化法治与激励双轮驱动，破解企业参与难题。 应加快推进相关法律法规的修订与完善，为潜力调查提供坚实的法治后盾。一方面，要明确企业、机构在国防动员中的法定义务和法律责任，对拒报、瞒报、虚报行为设定清晰的惩戒措施；另一方面，更要建立正向激励机制。对于高质量完成潜力数据报送、积极参与民兵建设、在演习演练中表现突出的企业，应在税收、信贷、项目审批、荣誉表彰等方面给予实质性回馈，使其感受到履行国防义务的价值与荣光，从而变“要我报”为“我要报”。

  再次，创新方法手段，提升调查的智能化与韧性。 在依托新版信息系统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验证和补充人工填报数据。例如，可通过分析企业的用电量、物流数据、专利申报情况等公开或半公开信息，对其技术能力和生产状态进行交叉验证。同时，要特别关注对“新质”潜力的调查方法创新，如对网络空间、人工智能等虚拟或快速迭代领域的资源评估，需引入专家评审、红蓝对抗演练等动态测试手段，而非简单的静态登记。

  最后，聚焦“新型”民兵，打造专业化骨干力量。 “新型”民兵是连接军民融合资源与作战需求的关键节点。应加大对这类民兵分队的支持力度，在训练大纲、装备配发、经费保障上予以倾斜。探索建立“军地联合认证”机制，对其专业技能进行标准化考核，确保其能力得到部队认可。同时，要理顺指挥关系，通过预编入队、联合演训等方式，使其在平时就能熟悉军事指挥流程，确保战时能迅速形成战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