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变局加速裂变，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国家安全与发展的内外环境交织着前所未有的复杂性与严峻性。现代战争的形态，早已突破单一军种、单一战场的局限，演进为基于国家整体实力的体系对抗。在此背景下，国防动员作为贯通经济与国防、联接军队与地方、协调平时与战时的战略纽带，其核心使命正经历深刻嬗变。它不再仅是战时应急保障的“后勤力量”，更是塑造安全态势、维护战略利益、支撑大国博弈的常态化战略能力。由此，推动国防动员深度融入国家一体化战略体系与能力建设，实现从“保障要素”到“体系支柱”的根本性跃升，已然成为关乎强国强军事业全局的时代命题。

  一、从“战时响应”到“平战一体”的战略功能重塑

  传统国防动员理念，始终锚定“战时服务、急时应急”的核心目标，其逻辑起点是应对明确的战争威胁。然而，当混合战争、灰色地带冲突渐成常态，安全风险呈现全域化、弥散化特征，这种被动响应的传统范式已然难以为继。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的“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战略方针，为国防动员的转型指明方向——一场从理念到功能、从机制到实践的全方位革新，已是箭在弦上。

  一是功能目标从资源调集到能力生成的跃升。现代国防动员的核心要义，在于将国家雄厚的“战争潜力”高效、精准地转化为克敌制胜的“战争实力”。这要求动员工作超越简单的人力征用、物力调拨，转向对复杂体系能力的集成与激活。譬如，动员的重点绝非仅仅征用民用船舶，而是整合整个港口物流的智能调度体系，实现运力资源的最优配置；绝非仅仅调用科技人员，而是激活军民协同的技术创新生态，推动前沿科技向军事应用的快速转化。其效能衡量标准，也随之从“动员了多少”的数量维度，转向“转化得多快、多准、多可持续”的质量维度。

  二是作用域从单一领域向全域联动的拓展。战争的硝烟早已弥漫至陆、海、空、天、网、电等多维空间，与之相适应，国防动员必须构建全域联动的格局。这意味着要彻底打破军地、部门、行业之间的壁垒，编织一张覆盖传统与新兴领域的动员网络。尤其在网络、太空、人工智能等“新域新质”领域，国防动员更需前瞻布局，建立健全常态化的潜力核查、力量建设与应急响应机制，确保在任何新型冲突维度，都能迅速凝聚制胜优势。

  三是存在状态从临战准备向全周期管理的转型。真正的“平战一体”，是将动员能力建设深度嵌入国家治理体系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在规划层面，需推动国防需求有机融入区域发展规划、产业布局规划、重大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在机制层面，需实现动员指挥体系与政府应急管理体系、军队作战指挥体系的无缝衔接与平滑切换；在实践层面，需通过军民融合的深度发展，让大量企业与科研机构在平时就具备“应急应战”的双重属性。

  二、深度嵌入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的核心逻辑

  国防动员融入国家一体化战略体系，绝非简单的物理叠加，而是要实现系统性的结构耦合与能力倍增。这一过程，需遵循清晰的实践逻辑，层层递进、久久为功。

  一是战略规划一体化是根本前提。只有在国家顶层设计中，实现国防动员与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同谋划、同部署、同落实，才能确保融合发展不偏航、不走样。编制“十五五”国防动员规划，必须紧扣国家总体安全战略与军事战略需求，将动员项目建设、潜力布局等核心内容，深度嵌入区域经济规划、产业发展规划之中，推动重大基础设施预置军事功能，引导新兴产业集群积蓄国防动能，让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同向发力、同频共振。

  二是体制机制一体化是关键保障。深化国防动员体制改革，核心目标是构建军地各司其职、密切协同的新型工作格局，破解“军地协同不畅”这一长期制约发展的瓶颈。这需要通过立法与制度设计，明确各级、各部门的权责边界，建立权威高效的联合指挥机制与常态化协调机制，让军地双方从“要我协同”转变为“我要协同”。

  三是科技产业一体化是动力引擎。“新质生产力”是驱动国防动员转型的核心动力，推动国防动员从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转变，已是必然趋势。一方面，要大力发展智能化动员，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实现潜力精准画像、需求智能匹配、过程动态调控，提升动员的精准度与时效性；另一方面，要引导“新质生产力”要素向国防领域集聚，在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打造一批军民两用技术研发联盟与战略产能储备企业，为国防动员注入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

  四是基础能力一体化是坚实底座。融合发展的最终成效，终究要体现在实战能力的提升上。这依赖于扎实的潜力调查、专业的力量建设与实战化的训练演练。潜力调查需动态覆盖传统领域与新兴领域，运用信息化手段确保数据“鲜活可用”；力量建设需聚焦新型信息支援、智能无人保障、网电空间防护等重点方向，打造一支支科技密集型的专业动员队伍；训练演练必须摒弃“脚本化”模式，在复杂恶劣环境中检验军地联合、平战转换的真实效能，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上得去、打得赢。

  三、以“新域新质”动员能力锻造战略竞争新优势

  未来战争的胜负，愈发取决于新域新质力量的较量。国防动员融入国家一体化战略体系，必须以此为主攻方向，抢占战略竞争的制高点。

  一是认知与观念先行。必须彻底扭转重传统、轻新兴的思维定式，从维护国家战略安全的高度，深刻认识发展新域新质动员能力的极端重要性与紧迫性。各级动员部门要当好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感知器”与“连接器”，主动对接前沿科技领域，敏锐捕捉技术变革带来的国防动员机遇，推动动员理念、动员模式与时代发展同频共振。

  二是法规与政策护航。针对太空、网络、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的动员工作，现行法规体系存在诸多空白。当务之急是加快立法进程，明确这些新型战略资源的动员主体、动员程序、补偿标准与安全责任，为社会力量参与新域新质动员提供稳定的法治预期，让新兴领域的动员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三是力量与模式创新。新域新质动员力量建设，不能套用传统的“建、管、训、用”模式，而应探索依托龙头企业、科研机构构建“弹性嵌入”式的模块化动员力量，实现“专业力量专业建、优势力量联合用”。在动员模式上，可借鉴“分布式”网络理念，构建去中心化、自适应强的社会化动员网络，依托大型物流平台、数据服务企业，打造“即插即用”的应急保障能力，实现动员资源的高效聚合与精准投放。

  四、以“三个强化”夯实融合发展的战略根基

  面向“十五五”及更长远的未来，推动国防动员深度融入国家一体化战略体系，需持续夯实三大根基，为融合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一是强化政治引领，把准融合发展“方向盘”。坚持党对国防动员的绝对领导，是融合发展的根本保证。必须将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作为一切工作的根本遵循，把强国强军的政治要求，贯穿于国防动员融合发展的各领域、全过程，确保动员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砥砺前行。

  二是强化精神塑造，凝聚全民共建“同心圆”。战争是物质的较量，更是精神的比拼。在物质潜力日益雄厚的今天，必须通过深入持久的全民国防教育，筑牢全民的“精神防务”。要大力弘扬军民团结的优良传统，让关心国防、支持国防、参与国防成为全社会的文化自觉与行动自觉，为国防动员体系融合发展，汇聚最广泛的民意基础与最强大的精神力量。

  三是强化风险防控，筑牢体系运行“安全线”。越是复杂的体系，越要警惕“黑天鹅”与“灰犀牛”事件。必须对动员链条中的关键节点——数据安全、供应链韧性、协同接口等进行常态化风险评估与压力测试，树立底线思维，强化极限思维，完善应急预案，确保这套关乎国家安危的战略体系，在任何极端情况下都能高效运转、坚不可摧。